陈勇：父亲的蜂蜜和母亲的红豆
文／陈勇
“卖的一百五，东西好嘛。”
问起蜂蜜的事儿，父亲如沐春风，脸颊焕光，口中滔滔不绝，偶尔还做出个夸张的动作。
“150？”我大吃一惊，“您，是不是卖贵了点儿？”
“人家找上门来的，价不是问题。就要东西好，说是寄别人的。”父亲劲头更足，他手之舞，足之蹈，感觉随时要飘飘然起来。
母亲坐一旁，她的眼睛眯成一条缝，不时乜父亲一眼。也就在这不屑的一“乜”中，似乎又有一些不动声色的窃喜。
母亲的意思，我终是读懂了，她和我一样，认为父亲确实把蜂蜜卖贵了。这倒让我想起帮母亲卖红豆的事来。
这两三年，鹤峰县扎扎实实推进“全域有机”，我家几亩茶园全部进入有机转换。按照要求，茶园内只能间作豆类等低矮的作物。一个多月前，得知母亲收了100多斤红豆，我便自作主张，计划以每斤10元的价格销售。
“卖10元？那太贵了，太贵了，每斤5元就可以了。”母亲在电话里坚决反对，不过，我还是自作主张了。
“你的红豆儿，我都认为卖便宜了。”父亲意犹未尽，他把椅子转了个方向，又扯到这事情上来。
滔滔不绝的父亲，很骄傲的样子，母亲并不认同他的观点。眉开眼笑的争论结果是，父亲的蜂蜜父亲作主；红豆是母亲种的，母亲作主；我呢，保留发言权和建议权。
■ ■■■■
蜂蜜与红豆，品类相差十万八千里，稍深点说，不仅是种植与养殖的区分，更有动物与植物的差别，怎么拿来比较和建议，还真有点难。倒是父亲和母亲关于农特产品价格的截然不同的态度，激起了我探究的兴趣。
父母亲都出生在贫农家庭，都继承了“农”的衣钵。因为我初中毕业进了中专，得花不少的钱，父亲不得不离开他耕种了几十年的土地，恋恋不舍地去天门烧砖，去武汉打砂，用最笨重的体力活，换取我的必要开支。母亲呢，她苦苦守着几亩土地，春种、夏管、秋收，在自给自足的基础上，挤出些粮食给我换点儿补贴的钱。
污尘蔽天，喧嚣动地的砖厂与砂厂的劳动强度，可想而知；两个劳动力的土地交由一个人耕种，披星星、戴月亮，无何止的劳作之苦，也不可能三言两语道得尽。这两种重荷，“圆心”都在儿子，影响却在他们自己。父亲的劳动，无论多么的低端，多么的艰难，但绝对已经属于工业经济和商业经济的范畴；母亲的呢？几千年的传统，自然而然的农业经济或是小农意识。
等我师范毕业，父母亲的劳动量相应有些减轻，家中渐渐有了一点余粮余钱，翻修了房子，购置了洗衣机、音响和冰箱，日子有了些现代化的影子。本以为父亲会因此而“减负归根”，哪想他又天南海北地跑了一阵子，回到家乡后，也多靠他的木工、泥瓦工和炒茶手艺等，东串串，西串串。惟有母亲，几十年一成不变，守着家中几亩土地。我都怀疑，不是土地离不开母亲，而是母亲已经习惯了土地的死死捆绑。这种捆绑，在行动上，更在精神层面。母亲每年喂好几头猪，每年采很多的茶，还有一点魔芋，她能把自己的辛苦化出一点儿现金，就过得很开心。也像她按有机标准种的红豆，只要每斤卖5元，就感觉日子已经幸福得像红豆一样红了。
“明年，你看我再多养几群蜂。”父亲抹了抹嘴，仿佛刚刚吃过龙肝凤髓一样，回味无穷。他说，镇上有人做电商，给打工的人寄腊肉，寄茶叶，寄蜂蜜，寄土豆，看样子效果还蛮不错。
这消息让人心喜。走出去的多了，带进来的就肯定多。小山乡若是跟上了信息经济的步子，那小日子的味道，肯定就像父亲的蜂蜜；那小日子的颜色嘛，自然就是母亲的红豆。
我憧憬并热切地向往着。
—END—
原创作品经作者本人授权发布，版权归作者所有，转载请注明出处 。图片来源于网络，如有侵权，请联系删除！
往期精彩回顾